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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甲（已脱敏）收到某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，看到“驳回仲裁请求”几个字时，他感到一阵无力与困惑。作为一位普通基金投资者，他因自己持有的XX基金（已脱敏）卷入“老鼠仓”丑闻而蒙受损失，试图通过法律途径维权，却发现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无形的举证泥潭。这并非个案，而是无数在“老鼠仓”事件中权益受损的投资者共同面临的困境。

　　想象一下，你将自己的积蓄托付给专业的基金管理人，期待其勤勉尽责地为你创造财富。然而，你通过新闻得知，该基金的基金经理乙（已脱敏）利用职务之便，控制他人账户，先于基金买入股票，进行“抬轿子”式的非法交易。你愤怒，你感到被背叛，更让你焦虑的是，你持有的基金净值因此受损，而当你试图向基金管理人A公司（已脱敏）或基金托管人B银行（已脱敏）追究责任时，得到的回应往往是冰冷的“个人行为，与公司无关”。你翻阅法律条文，却发现维权之路荆棘密布，尤其是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的原则，让你一个普通投资者如何去获取基金经理隐秘交易的证据？

　　背景与争议焦点：本案源于一起典型的基金“老鼠仓”事件。时间可追溯至数年前，时任A基金管理公司经理助理的丙（已脱敏），利用其掌握的基金拟投资标的未公开信息，控制其亲属账户提前买入相关股票，待基金资金入场拉高股价后卖出个人仓位获利。该行为后被证监会查实并予以行政处罚。然而，当像甲这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试图通过仲裁方式，要求基金托管人B银行向基金管理人A公司行使追偿权，并将追偿所得归入基金财产时，却遭遇了重重法律障碍。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：第一，基金经理的“老鼠仓”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，从而可归责于基金管理公司？第二，投资者如何证明“老鼠仓”行为与基金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？第三，在现行法框架下，投资者作为原告，其举证责任的范围和边界在哪里？

　　裁判结果：某仲裁委员会作出终局裁决，驳回申请人（投资者甲）要求基金托管人B银行向基金管理人A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仲裁请求。

　　裁判理由：仲裁庭的裁决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，这些理由也深刻揭示了投资者在类似案件中面临的举证难点：

　　主体不适格与行为性质认定： 仲裁庭认为，本案的直接责任人基金管理人A公司并非仲裁当事人，不属于审理事项。更重要的是，仲裁庭认定，丙的个人违法行为并非职务行为。申请人（投资者）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违法行为是以A公司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，或事先得到了A公司的授权。这直接将个人犯罪行为与法人责任进行了切割。

　　损失与因果关系的证明困境： 这是裁决的核心难点。仲裁庭指出，难以证明基金财产存在具体损失。理由在于：证券市场参与者众多，并非只有涉案基金投资了相关股票，“老鼠仓”行为损害的是全体投资人的利益。因此，行为人的“违法所得”不能直接等同于某个单一投资者（或单一基金）的具体损失，也不能解释为基金财产的实际损失。申请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及可信的损失计算方式，来说明其个人实际损失，或证明违法所得就是基金财产损失，且该损失是因管理人的过错或违约所致。

　　合同相对性与托管人责任界限： 尽管《基金合同》和《托管协议》中存在关于托管人在管理人违约导致基金损失时，有权利及义务代表基金追偿的约定，但仲裁庭认为，在本案中，被申请人B银行（托管人）不存在申请人所指控的“违反承诺”、“不作为”或“违约”的事实和情节。因此，申请人以违约为由提出的追偿请求，缺少法律和事实依据。

　　俞强律师提示：作为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拥有超过十五年金融商事争议解决经验，我处理过大量涉及证券、基金领域的复杂纠纷。本案的裁决结果虽然令投资者沮丧，但它像一面镜子，清晰地照出了在当前法律环境下，投资者针对“老鼠仓”提起民事赔偿诉讼所面临的“三座大山”：行为定性之难、因果关系证明之困、举证责任分配之重。对于潜在的被告方（如基金管理公司）而言，理解这些难点正是构建有效抗辩策略的起点。同时，对于投资者而言，洞察这些难点也意味着找到了可能的突破口。

　　本案的核心法律争议之一，是基金经理“老鼠仓”行为的法律定性。这直接关系到责任主体的认定。

　　俞强律师分析：从行政和刑事角度看，“老鼠仓”行为已被明确为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。然而，在民事追责层面，仲裁庭和法院倾向于严格区分“个人犯罪行为”与“法人职务行为”。根据《民法典》关于法人责任的规定，通常只有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才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。基金管理公司作为被告时，一个强有力的抗辩点正是坚称“老鼠仓”是基金经理纯粹的个人牟利行为，并非公司授权或体现公司意志的经营活动。投资者要推翻这一点，需要证明公司存在管理上的重大过失或默许，例如，公司内控完全失效、对异常交易长期视而不见等，但这在举证上极为困难。

　　切割责任： 强调违法行为实施主体是基金经理个人，其交易账户、资金、决策均独立于公司运营体系，不属于“执行工作任务”。

　　强调内控合规： 出示公司内部已有的合规管理制度、交易监控记录、员工培训材料等，证明公司已履行了基本的监督和管理义务，对个人违法行为无法预见且不可控制。

　　利用仲裁/诉讼程序： 在投资者起诉托管人或管理人时，可以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，提出主体不适格的程序抗辩。

　　这是“老鼠仓”民事赔偿案件中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，也是被告方最坚固的防线。

　　俞强律师分析：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受宏观经济、行业政策、市场情绪、公司基本面等无数因素综合影响。要证明基金净值的某一特定下跌，完全或主要归因于某一次“老鼠仓”交易，在技术上近乎不可能。正如裁决所指，违法所得是152.72万元，但如何证明基金财产因此损失了恰好152.72万元？还是更多或更少？其他同时买卖该股票的投资者是否也受到了影响？ 这种复杂的市场关联性，使得建立排他性的、直接的因果关系链条异常艰难。

　　质疑损失的具体性： 要求原告提供精确的、被普遍认可的经济学或会计学模型，来量化“老鼠仓”行为对基金财产造成的具体损失金额。目前司法实践中缺乏此类权威计算标准。

　　引入市场系统风险： 主张在涉案期间，整个市场或相关板块均出现下跌，基金净值缩水主要源于系统性风险，与个别人员的违法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。

　　挑战“违法所得=基金损失”的逻辑： 坚决否认将行为人的非法获利直接推定为基金财产损失的观点。指出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和事实范畴。

　　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，但在“老鼠仓”这类信息高度不对称、行为极度隐秘的金融违法案件中，这对普通投资者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。投资者甲需要证明乙的账户由其控制、交易时间与基金计划高度趋同、其交易决策来源于未公开信息等，这些证据往往深藏在证券公司和交易所的系统中，个人投资者无从获取。

　　俞强律师分析：这正是维权案件屡屡受挫的症结所在。有观点呼吁，应当借鉴境外市场经验，在此类案件中引入“举证责任倒置”或“因果关系推定”原则。例如，由原告证明存在“老鼠仓”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、其交易与“老鼠仓”交易方向相反并遭受损失等基础事实后，即推定因果关系成立，转而由被告（基金管理人）证明其没有过错或违法行为与损失无关。这能极大降低投资者的维权门槛。

　　上海律师提示风险与应对：对于被告方面言，虽然目前仍享有“谁主张谁举证”规则带来的优势，但必须意识到法律环境正在变化。监管层已明确提出要“大幅提高违法成本”，并探索适应注册制改革的投资者保护制度。未来，在民事赔偿司法解释或司法判例中引入更有利于投资者的举证规则，是完全可能的。

　　当前策略： 充分利用现有规则，严格要求原告完成其全部的举证责任，在证据链的每一个薄弱环节（如控制关系证明、损失计算报告）提出有力质疑。

　　长远准备： 未雨绸缪，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和档案管理，确保自身在可能到来的“举证责任倒置”环境中，能够拿出充分证据自证清白。例如，完善投资决策的全程留痕、强化合规监控系统的独立性和有效性。

　　尽管前路艰难，但并非没有曙光。对于有志于维权的投资者，以及为被告提供法律服务的上海律师而言，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思考策略：

　　关注行政与刑事程序： 积极关注并申请获取证监会已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、法院的刑事判决书。这些文书认定的事实，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优势证据，极大减轻原告在行为违法性上的举证负担。

　　探索“归入权”诉讼路径： 虽然本案仲裁未支持，但理论界和实务界仍有观点认为，依据《信托法》第26条和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精神，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利用基金财产信息牟取的非法利益，应当归入基金财产。可以尝试以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，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性质的“归入权”诉讼，要求将违法所得追回并入基金资产，间接弥补损失。这避免了直接证明个人损失额的难题。

　　推动集体诉讼或代表人诉讼： 联合其他受损投资者，利用新《证券法》规定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，通过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诉讼，可以整合资源、降低个体诉讼成本，并形成更大的社会与舆论压力。

　　诉求多元化： 除了直接的经济损失赔偿，可以考虑将诉讼请求聚焦于基金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、内控失职的违约责任，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，哪怕金额不一定与违法所得直接挂钩。

　　内部管控是生命线： 本案中公司得以免责的关键在于行为被认定为“个人行为”。但这把双刃剑也警示公司，必须建立铁一般的内部控制体系，包括严格的信息隔离墙、员工行为监控、通讯工具管理等。一旦被证明公司内控形同虚设，存在管理过失，则可能被追究连带责任。

　　积极应对监管趋势： 监管机构正运用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加强查处力度。公司自身的合规系统也必须升级，做到提前预警、及时发现可疑交易，这既是对投资者的保护，也是在未来可能发生的诉讼中证明自身已勤勉尽责的有力证据。

　　谨慎处理与涉案人员关系： 在“老鼠仓”东窗事发后，急于与涉事员工“划清界限”是本能反应，但需注意方式方法。应配合监管调查，依法依规处理劳动关系，避免因处理不当引发新的劳动争议或给外界留下“推卸责任”的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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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俞强律师，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拥有超过十五年的法律实务经验。主要执业领域为金融与商事争议解决、金融与职务犯罪辩护，以及知识产权、公司治理等复杂法律事务，尤其擅长上述领域重大疑难案件的上诉、再审和抗诉程序。俞律师善于融合商业思维与法律技术，为客户提供专业、高效且具有战略性的解决方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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